生活犹如一个轮回，仿佛命运安排，我今生注定与文联有缘。因有小诗拙文，２００５年底，我的工作有了新变动，终于调任文联，成为“半个文人”，正所谓“十年憔悴勤民政，谁料陡转半文人。试想再一十年后，白发萧疏更轻身。”

    那是１９８４年的７月，我等待分配时期，到成都市文联了解情况。当时文联还在北新街口，接待我的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，她表示欢迎我到文联工作，而我觉得，文联所从事的，是非常神圣的事业，自己才疏学浅，读书期间没有发表文章，文联是不会接纳我的。但不管如何，总算与文联有了一面之缘。

    其实，我与文学结缘，应该是很早很早的事了。那还是“文革”时期，有一篇文章《我要读书》很流行，是军旅作家高玉宝的作品。高玉宝是苦孩子出身，因地主逼债而辍学为地主放牛。后来参了军，学习写作，终于有了《我要读书》等作品。

    “文革”时，我在小学自然有机会阅读《我要读书》，知道是一篇控诉万恶的旧社会的文章，老师讲课时，很多时候叫我们要珍惜新社会，要“不忘阶级苦，牢记血泪仇”。可是后来我也不幸辍学，过早地与土坷垃为伍，与猪粪牛屎为伴，在那糠菜大半年粮的日子，在那政治上享受“黑五类”子女、“狗崽子”待遇的日子，既怀念读书的日子，更羡慕高玉宝。他尚有解放军大学校的教育，可以读书作文，能给我们留下一些当放牛娃时用芦苇在沙土上写字，在窗外听私塾老师讲课的画面。我却是真正连高玉宝都不如。我比他还小就失学，他当放牛娃，那在农村是轻松活，我在农村则是与成年人一道一天劳动１０小时以上。而如我辈“黑五类”子女，其日子比“黑五类”更难熬。所以，我反而向往高玉宝的生活。所以，我对《我要读书》，对作家的概念、印象特别深，是印入脑际的那种。

    参加工作后，成天写公文，一写就是２０年。偶一为之的，就是外出考察，就有了《越南见闻》、《黑河见闻》一类文章见报。这类纪实散文，提高了我的文学兴趣，于是我不停地舞文弄墨。２００２年，成都市有关部门征文“成都赋”，我又属于那种不知天高地厚的人，就积极应征，总算第一次以当代文本以外的话语，来表达了对一个城市的热爱。此文被一家刊物编辑偏爱采用，于是又有了旧体诗的创作。其间，我还通过杂文来表达对社会不良现象的挞伐。我本来生就尖酸刻薄，若于杂文过于历练，将更不利于立身处世矣，于是停笔杂文。但文学梦想不断，写作读书逐渐成为我的一种生活习惯了。于是更为神往文联、作协。

    天遂人愿，终于到了一个“金不换”的单位。于我而言，文联是新工作平台，履新则有新际遇、新动力，压力也更大。

    文联文联，有文才有联，其质在文，其形在联。文联工作主要是联络、协调、服务，其实是“文艺系统小政协”、“文艺系统统战部”，是“文艺工作者之家”。所以，我个人浅见，其主要职能是“团结、服务”。如果不懂行，不与文艺家心息相通，是搞不好团结与服务的。创作，既是文联工作之一种，更是一种学习过程，是把握艺术规律与脉理的过程，更是通过作品与人们包括文艺家心灵对话的过程。所以，举凡文联工作者，他或有文艺“一技之长”，或对文艺情有独钟，或他干脆就是作家、艺术家。所以，创作已经成为文联的一种工作方式。

    于我而言，写作已渐次成为一种生活方式，就像奶牛必须产乳，母鸡必须生蛋，玉米必须结籽一样；就像涓滴注细流，细流汇江河，江河奔大海一样；就像春风催嫩芽，嫩芽初长成，长成开花结果一样……

    天道酬勤，感谢生活。集米成箩，集语成册，近年来我先后出版诗集《素心》、散文集《家山北望》和学术专著《灵心诗性》。

    工作、写作良性互动，有了新成果，工作积极性则更高，主要是搞好“文艺工作者之家”建设，出作品，出人才。近年来，成都作家麦家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，杨红缨、李晋西分别获冰心儿童图书奖，罗彩文获“小荷风采”金奖，邹忠新获第四届“牡丹奖”终身成就奖等等。我们在２００９年４月底成功召开了市第三次文代会，会议展示了文艺事业发展情况及其成就，将推动成都的文艺事业更上一层楼。

    （作者为成都市文联党组书记、常务副主席）

（编辑：李钊）